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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案—在罪行极其严重的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对主犯不能一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不同,体现量刑区别

故意杀人案—在罪行极其严重的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对主犯不能一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不同,体现量刑区别

【要点提示】

 

在罪行极其严重的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对主犯不能一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不同,体现量刑区别。

 

【案例索引】

 

一审:江苏省连云港市中院(2005)连刑一初字第022号(2005年5月27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刑终字第0258号(2005年12月30日)

 

【案情】

 

公诉机关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习军、王媛。

2004年12月7日15时许,被告人孙习军、王媛(系夫妻)经预谋后携带菜刀、绳子、手套、头套等作案工具,爬气窗进人选定的作案对象卓长林(女,23岁,丈夫外出打工)的住处。17时许,二被告人将回到家中的卓女的手脚捆绑并用胶带蒙眼,劫得现金200余元。24时许,二被告人因被被害人认出,决定杀人灭口,遂将卓女挟持至附近的一山坡上,又劫得卓女随身携带的金项链一根及现金200余元,后在王媛的配合下,由孙习军用菜刀切割卓女颈部,致卓女失血性休克死亡。后孙又割下卓女的头颅抛至该市的一条河中。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习军、王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施暴,掠人钱财,后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均已分别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系共同犯罪,且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依法应予严惩。认定被告人孙习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元。认定被告人王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元。一审宣判后,孙习军以其没有预谋杀人,且有检举他人犯罪以及交代第二被告人藏匿地点的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判处为由提出上诉;王媛以其在作案过程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日.来源合法,依法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习军定罪正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对被告人王媛定罪正确,但鉴于王媛在故意杀人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对于孙习军较轻,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故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媛的抢劫犯罪量刑则予维持。

 

【评析】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定罪亦正确。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故意杀人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以及在共同犯罪中如何确定死刑适用的数量。

严格死刑适用的标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既要杜绝因认定事实证据错误导致的错案,也要防止因执行刑事政策和执行法律上偏差导致的死刑适用不当。在司法实践中,因事实证据错误导致的冤案、错案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破坏极强,承办法官也会因此受到极其严格的责任追究,故这类冤案、错案并不多见。与上述情况不同,一是因我国的法律给予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何谓“不当”难以界定;二是即使稍有不当,承办法官也无需承担多大的责任,使得执行刑事政策和执行法律偏差导致的死刑适用不当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止因执行刑事政策和执行法律偏差导致死刑适用不当更具有普遍性。而故意杀人犯罪又是死刑适用最多的,因此,故意杀人犯罪中如何把握适用死刑的标准意义重大。

一、故意杀人犯罪中的死刑适用标准

我们可以从故意杀人犯罪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两方面来考量。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死刑适用的法律标准。我们认为,犯罪行为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是适用死刑的基础依据,犯罪分子极其严重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适用死刑的调节依据。基础依据为基本条件,我们首先应当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和后果是否极其严重,这是适用死刑的决定性条件,然后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否极其严重作相应的调节。

犯罪行为和犯罪后果是故意杀人罪中适用死刑的基础依据:

1.以特别残忍的方法杀人和以特别危险的方法杀人。何为特别残忍、特别危险,确实很难界定。我们认为,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杀人方法,就可以认定为特别残忍、特别危险。前者如用多种工具杀害被害人,用一种工具多次杀戮,使被害人长时间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或杀害被害人,使被害人面目全非、身首异处等;后者如用爆炸或用交通工具等方法杀害被害人等。本案中,孙习军、王媛用菜刀反复切割被害人颈部,致被害人颈部大部分断离,面目全非,后又割下被害人头颅,抛于河中,使被害人身首异处。杀人手段特别残忍。

2.故意杀人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或其他严重危及他人生命的后果。这里的第一层意思是,故意杀人行为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就具备了适用死刑的基础条件。即故意杀人既遂即为犯罪行为极其严重,一般就应首先考虑适用死刑。这也是我们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具有了基础条件就必定适用死刑。第二层意思是,有些故意杀人并未导致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因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仍具有适用死刑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故意杀人未遂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致人严重残疾仍可适用死刑,这与刑法“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的条文相照应。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应严格界定“严重危及他人生命”,谨防滥用。

显然,本案中的两被告人切割被害人颈部的行为,已导致被害人失血性休克死亡结果的发生,故意杀人既遂,罪行极其严重,具有了适用死刑的基础条件。

故意杀人犯罪中适用死刑的调节依据:不难看出,适用死刑的基础依据是从被告人的客观方面来进行的,因而,我们还有必要分析被告人主观方面的情况,从而判断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这就是适用死刑的调节依据。

1.出于违法犯罪或其他恶劣动机的故意杀人。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图财杀人的;(2)为泄愤报复杀人的;(3)因奸情杀人的;(4)实施其他犯罪为毁灭罪证或灭口杀人的;(5)实施其他犯罪时转化杀人的;(6)其他非法动机而杀人的。犯罪动机的卑劣与否,直接反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本案中,孙习军、王媛在实施抢劫犯罪后,因被被害人认出,为灭口而决意杀人。两被告人为了在非法劫取他人财物后逃避惩罚,竟然选择了用残忍手段结束他人生命的方法,触犯了刑法上处罚最重的两个罪名,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

2.为达到犯罪目的,犯意极其坚决。犯意坚决,一般表现为追求、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它反映被告人对危害结果的一种坚定追求,表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在故意杀人案中,即表现为直接故意杀人。直接故意杀人应当与间接故意杀人在量刑上有所区别。直接故意杀人的,一般应适用死刑。

本案中,两被告人为毁灭罪证而杀人,持菜刀反复切割被害人颈部,后又割下头颅,抛弃于河中。两被告人杀人的目的明确,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

此外,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的组织策划和纠集指挥者以及其他表现犯罪分子极大再犯可能性的故意杀人犯罪,均是适用死刑的调节依据。

需要明确,因为本案是共同犯罪,所以上述分析均是以一个共同犯罪的整体进行的。但这并不影响区分两个被告人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差别。

二、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的死刑配置

整个共同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是对共同犯罪中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的基础条件。应当根据整个共同犯罪的后果,决定死刑的数量。在共同犯罪中应慎重适用多个死刑。罪行极其严重的共同犯罪中,对一些罪量最大的被告人适用死刑,其他被告人根据其等级的罪量相应地适用等级的刑量,同等罪量的被告人适用同等的刑量。

由此,我们又可以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可以适用死刑的条件是罪行极其严重。如上所述,故意杀人犯罪既遂即为罪行极其严重,就可以适用死刑。二是明确对共同犯罪被告人适用死刑量数的依据是共同犯罪的后果。在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的后果既应当包括故意杀人既遂与否及被剥夺生命人数的多少,还应当包括故意杀人共同犯罪对被害人生命以外的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三是强调,不管共同犯罪的后果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数量。在同一个案件中判处二名(含本数)以上被告人死刑的,应慎之又慎。

孙习军、王媛共同杀害被害人,罪行极其严重,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了适用死刑的基础条件。那么根据本案情况,我们是否要对两被告人均适用死刑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两被告人固然有卑劣的杀人动机,杀人手段也残忍,且有分尸抛尸的恶劣情节,但两被告人毕竟只杀害一人,如果仅从对等数量来考量,“一命抵一命”,还是有其可取因素的。当然,我们绝不主张“一命抵一命”,我们只是强调多个被告人共同杀害一人时,“两命、三命抵一命”应有充分的理由。我们觉得本案不具有这样充分的理由。

因而,我们还必须分析两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本案中,孙习军、王媛两被告人相互推诿,无法确定是谁先提议杀人,但有证据证实两被告人是经协商后决意杀人的,因而,应该认定两被告人有一个临时的谋划。在实施杀人犯罪过程中,两人行为积极,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共同实施杀害行为,对两被告人均应认定为主犯。王媛二审称其为从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出,两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首先,我们能认定,是孙习军首先提议抢劫,对此被告供述一致。这一认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孙习军在整个犯罪中起主导作用。其次,孙习军和王媛共同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我们还应当看到,孙习军切割颈部的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而王媛的配合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间接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说,孙习军的行为是被告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王媛的配合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原因。再者,是孙习军在杀人后又完全断离死者的头颅,抛弃于河中,意欲使人无法确认死者身份。因此,无论从犯罪前的谋划,还是犯罪过程的行为方式,乃至犯罪后掩盖罪行的程度,两被告人的地位、作用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我们不认定王媛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但可以认定王媛是一个作用小于孙习军的主犯,属于应当适用死刑,但可不予立即执行的情况。

鉴于以上原因,二审判决维持了对孙习军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对王媛则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死缓刑。我们认为二审判决对王媛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死缓刑与刑法规定和精神相符,与“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刑事政策一致,与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大趋势统一。